序一
肘后备急方
  (白话文)

医学有方书，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自古以来撰写方书的人，不下数十百家，他们留下的方剂几乎无法用数字计算，篇帙浩繁广博。如果没有良医指导，普通人该如何选择适用的方剂呢？更何况在穷乡僻壤之地，人们生了病却找不到医生，即便有药方也缺乏药材，这样的情况下，不遭遇夭折的人实在太少了。

丹阳人葛稚川（葛洪），深入考证古今医家的学说，验证那些方剂，挑选出简明扼要、药材容易获取的，针灸的分寸也容易理解的，必定能将垂危之人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的内容，写成了《肘后备急方》。这本书让生病的人得到后，即便没有韩伯休（汉代卖药高士，此处代指良医）在身边，家里也能自备药物；即便没有封君达（汉代名医，此处代指良医）相助，普通人也能自行医病，它作为急救方书确实很合适。 华阳人陶弘景说：“葛洪的这部著作，对世人的益处实在太多，但推行时间久了，难免会有谬误。” 于是他撰写《百一方》，在《肘后备急方》的基础上进行疏解，纠正其中的错误，补充缺失的内容，附上药物炮制、服用方法等各种法则，细节完备详尽。他还将病症区别为内症、外症和其他杂症三类，让读者不用费力查找，打开书卷就能找到对应病症，作为急救方书就更加适用了。

葛洪与陶弘景两位先生，世人都知道他们是有道之士，学问上无所不通，医术上无所不精，但他们仍然耗费多年才完成这些著作。因为每一个方剂、每一段论述，都是经过验证后才记录下来的，并非仅仅选取简易的内容而已。如果人们能每家都备上一部这样的方书，遇到病症时找到对应的方剂，而方剂必定是经过临床验证的。这就如同走进卞和的店铺，拿出的全是美玉；进入伯乐的马厩，看到的无一不是骏马，怎么能因为获取容易就轻视它们呢？

葛洪在自序中说：“人们若能对这些方剂生起信任，就可以避免意外夭折。”

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心意。自从时局发生大变故后，这些方书几乎湮没失传，偶尔有留存的，有人就把它当作珍宝秘藏起来，这难道是创制方书的本意吗？

连帅乌侯（官职名，乌为姓氏）早年多病，在为官和治学之余，一直留心医药知识。之前他担任河南北道按察使时，从平乡的郭氏那里得到了这部方书。郭氏的岳父是从汴京的宫廷中获得的，在战乱动荡之际，他将方书视若性命，从未轻易给人看，直到如今才让它重见天日，这大概是天意吧。乌侯下令将方书刻版印刷，催促尽快完成，唯恐生病的人太晚见到这些方剂。

其实，方书的显扬或隐没，关系着人们的生死与祸福。它在恰当的时机出现，而乌侯如此急切地推广它，正是出于对百姓的怜悯之心。有了这种怜悯之心，就会产生爱护百姓的政策。那么乌侯对百姓的仁爱，难道仅仅体现在这部方书的推广上吗？方书的问世，正是他仁心的体现啊！他因此命我为方书作序，我特意写下它的始末，来告知那些还不了解此事的人。

至元丙子年九月，稷亭段成巳题。




《肘后备急方·序二》


（又名《肘后卒救方》，陶隐居又称其为《百一方》）抱朴子丹阳人葛稚川说：我已遍览古代典籍，在著书立说的闲暇之余，同时综合研究医术方术，曾查阅张仲景、华佗、刘戴的秘要以及《金匮》《绿秩》《黄素方》等，将近千卷医书。但忧虑这些医书内容混杂繁琐，需要时难以快速查找，因此我周游华夏九州之中，收集奇特的医方，搜求遗散的医术，筛选汇编。为了使种类区分明确，按缓急、难易、简繁分类，共写成百卷，取名为《玉函》。

然而若非财力雄厚之人，难以全部抄写；后来又见到周、甘、唐、阮诸家各自撰写的急救方书，这些书既不能详尽涵盖各种病症，又多用珍贵药材，岂是贫困人家或乡野居民能立刻置办的？此外，书中教人使用针灸，若不是深入研习医方、素来熟知明堂经穴流注理论的人，连自身营卫气血的运行位置都不清楚，又怎能用针灸来治病呢？这就如同让野鸭大雁去搏击，让牛羊去撕咬一样，与不懂医术却强行施针没有区别，即便有良方，仍难免因误用而加重病情。

如今我采选其中精要，编为《肘后救卒》三卷，大多使用容易获得的药物，即便不得已需要购买的，也都是低价药材，草木金石之类随处可见。书中兼用艾灸之法，只说明艾灸的分寸，不标注具体孔穴名称。普通人阅读后，能明白如何使用，所需药物或许不出院墙之内，转眼即可备齐。

如果能相信这些药方，或许可以免除意外的灾祸！世人向来以远为贵、以近为贱，推崇古代、非议当今，恐怕见到此方，若没有黄帝、仓公、医和、扁鹊、俞跗那样的医术眼光，就不会采用，这怎能勉强呢？


《肘后备急方·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序 》

太岁庚辰年，隐居（陶弘景）说：

我隐居在幽僻的山岭，至今将近十年。虽常积德行善，大多只是一时的举措，若要将医方传给后代，没有比撰写医书更合适的了。我见葛洪的《肘后救卒方》，完全能申述一隅的医学思考。

世人最大的忧患，莫过于疾病，患病而不医治，就像救火却不用水。如今宫廷附近，药师容易寻得；城外之地，已似难以遇到。何况穷村荒野、遥远水滨，其间枉死的人，怎能说尽？方术之书虽多，却徒然繁琐，真正能拯救世人的极少，想要翻阅时，又常被繁杂内容迷惑。葛洪这部著作，实在大有裨益，但仍有缺漏，于是我再次采集补充，共得一百零一首方剂，用朱笔标注区分，编成《肘后百一方》，对于杂病的单方治疗，大致周备了。

从前应璩作《百一诗》，用以规诫言行；如今我撰写此书，意在护卫自身健康。况且《佛经》说，人以四大（地、水、火、风）构成身体，一大失调就会生一百零一种病，因此无论贤达还是百姓，都应抄写研究此书。我另外撰写《效验方》五卷，详细论述各种病症，只是根据药物变通用法，但这些方剂多需贵重药材，并非穷乡居所可备，若为富贵人家，也应研习省察。葛洪的序说，他的方书适用于贫家野居，但实际不止于此。如今的士大夫们，若常居闲适，尚可翻阅方书；若到外地任职、奉命远行，或在宫门当值、昼夜隔绝，或紧急从军、城防森严，忽然遭遇疾病，只能束手无策，何不如从囊中取出此书，让平庸之人也能成医？因此我详备论证症候，使内容清晰易懂，一阅纲目，就不致出错。 考索葛洪旧方，至今已二百余年，流传于民间，依此治愈疾病的案例极多。我如今重新归纳精要，希望能传至千年，难道只是为了护卫自身？旧方原本有八十六首，检视发现：其中四肢与犬病无需另立标题；喉舌之症，病位相近；“入冢御气” 之类，不必专立名目；“杂治” 一条，本属诸病部类，强行区分反失体例。如今整合为七十九首，对原文内容并未删减，又添加二十二首 —— 有的因葛洪某一医案扩展成篇，有的补其遗漏、按文撰写，具体如下录。

原方详悉却未按病类排列，竟将 “劳复” 列于 “伤寒” 前，“霍乱” 置于 “耳目” 之后，“阴易” 之症竟出自 “杂治”。且标题与篇名多不相符，急救时难以查找。如今我重新编排次序，希望条理清晰。其中 “解散脚弱、虚劳、渴痢、发背、呕血” 多为富贵者之疾，“伤寒” 的症候最难分辨，都需通过脉象诊断，岂是普通人能深究的？今所载方剂，皆明确可用，只需按法施治，勿违逆原则。痈疽、金疮形态多变，若非备全方剂，难以根治。妇女与小儿之病，难治之方不少，此处也载其纲要。

所有这些方剂，都撮取了医理枢要：或为名医遗训，或为世代传良，或为博闻验证，或为自用有效，因此各题 “秘要” 之说，以避文繁。用药有传统法则，不必事事诠释，今统一制定规范：

凡服药未说明 “先食” 者，皆在饭前服用；需饭后服者，另作说明。
凡汤药注明 “三服、再服” 者，要斟酌药味浓淡，或疏或密，使药力接续。
毒性泻药需空腹服用，补泻之间可进粥。
散剂一日三次，应在早、中、晚服用；四五次者，按一日时分均分。
凡服用丸散未注明用何汤水送服者，依本方惯例；若另说用酒、水，则可通用三种饮品。
“分等” 指丸散剂按病情轻重调整剂量，铢两多少不定，三种或五种药物皆均分分量。
“丸散若干分两” 指诸药配比的多少，非固定剂量，例如日服三方寸匕，病愈即止，约需三五两药。
“末之” 指按法捣筛；“口父 咀” 指细切药物。

汤药煮取三升分三服者，皆绞去药渣后酌量服用。
方中 “矢” 指兽屎，“溺” 指尿，“牡鼠” 即雄鼠，“干” 写作 “干”。
“钱匕” 指用大钱满抄；“半钱匕” 即一钱抄取半边，皆用五铢钱；“方寸匕” 用一寸见方的药匙抄取；“刀圭” 约如两大豆量。

药物炮制法：
半夏需汤洗五六次去滑；附子、乌头需炮制去皮，生用者另作说明；
矾石需熬至汁尽；花椒需炒至出味；麦门冬去心；
丸散用胶需炙烤；巴豆去心皮后熬制，生用者另注；
杏仁去尖皮后熬制，生用者说明；葶苈子皆需熬制；
皂荚去皮核；藜芦、枳壳、甘草皆炙烤；大枣、栀子擘破；
巴豆、桃仁、杏仁等需另研成膏后和药；兽角需研成碎屑；麻黄去节；
汤药中用芒硝、阿胶、饴糖时，需先绞去药渣，纳入汤中微煮至溶；红雪、朴硝等依此入药；
麻黄去节后先煮三五沸，掠去浮沫再入其他药。

以上诸法，已载于我所撰《本草》上卷。今得《肘后百一方》者未必见过《本草》，故再疏解方中用药法则。

此事若不留意药术，难以尽知，又怎能避免谬误？病症虽有千种，大致分三类：

一为脏腑经络因邪致病，
二为四肢九窍内外交病，
三为外物横来伤害。

今按类区分，上卷为内疾，中卷为外发，下卷为他犯，皆为让世人在急救时能快速查阅。


《肘后备急方·鹿鸣山续古序》

观察古代方剂中药物的分量与艾灸穴位的分寸不统一的情况，大概是因为古今人体型大小不同，脏腑血脉的位置也有差异。请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考量药物分量，古代医书的序言已说明，可按所服剂量的多少来调配 —— 或许将古代一分折算为现代一两，或把二铢当作一两，用盏来对应升的容量即可。

比如中卷末尾的紫丸方，方中代赭石、赤石脂各用一两，巴豆四十粒，杏仁五十枚，小儿服用量仅一麻子大小，百日婴儿服一小豆量就已足够。若按比例将一两换算为二铢四累，巴豆用四粒，杏仁用五枚，就可治疗十多个小儿，这便是此类例子。艾灸的分寸，可取患者左右手中指中节的长度作为标准。

至于使用具有毒性（如野狼、猛虎般猛烈）的药物，乃是为了急救性命。若遇到药物毒性发作紧急的情况，可掘地作小坑，注满清水，充分搅动后待其稍澄清，饮用此水即可解毒，这就是所谓的 “地浆”。我特意将这一方法附在方剂标题之后加以说明。


《肘后备急方·《附广肘后方》序》

往昔伊尹著《汤液论》，周公设立医师官职，都是为了拯救百姓疾苦，使他们能够保全生命、终享天年。由此可见，古代贤臣爱戴君主并推及百姓，并非仅让生者顺遂而已。若见人患病，坐视其危困痛苦而无法救治，也是心中所不忍的。

仰思我朝承受天命，统一四海，君主以仁德覆盖天下：减轻赋税、减少徭役，简化法律、省减刑罚，免除积欠债务，怀柔远邦异族，专以仁德养育百姓。因此臣下在下方奉行君命，也无不是以体恤国家、爱护百姓为初心。无论是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宗公大臣，都协同辅佐，共固这无疆的天命基业，其用心在此时代更为深切。

如今百姓历经兵火，得见太平：边境安宁、盗贼平息，人们无需担忧死于战乱；刑罚清明、牢狱空虚，人们无需忧虑死于刑具；年谷丰登、蓄积富足，人们无需害怕死于荒野。此刻唯一可忧虑的，唯有百姓因疾病而夭亡，想要救助他们，岂可不依靠方书？然而世上流传的方书虽多，大多是宏编巨著，收录奇药众多，即便名医贵胄，或许也难以全部通晓并即刻备齐，何况普通百姓呢！

于是行省得到干统年间所刊刻的《肘后方》善本，即葛洪所说的 “皆单行径易，约而已验”（方剂简单直接、易于使用，简约而有效）。田间篱陌之间，转眼即可寻得药材，家中若有此方，可不用依赖医师。此书经陶隐居增补修订后更为完善，后又获得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其中所附方剂，皆为博采精取，切于救治，但卷帙尤为繁重，且方剂随药物编排，仓促间难以检索。于是摘录其中方剂，按类分例，附于《肘后方》各证候之下，命名为《附广肘后方》，下令监司进一步校对，并为之作序，刊印发行。

此方虽简要，却能应对众多病症；药材多易寻得，论疗效则影响深远。它将使家家户户自能医病，人人免于意外夭亡，从而广济百姓于仁寿之境，向上扩展国家博施爱物的仁德，这带来的益处岂是微小的补益！

皇统四年十月戊子
儒林郎、汴京国子监博士杨用道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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